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共一大的召开及会务保障（上）

文/何长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凡召开会议，会场提供、代表食宿交通和经费安排等会务保障工作是会议成功举办的前提。中共一大是在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大有关亲历者的回忆，特别是党史研究人员对历史文献及当年上海、嘉兴社会情况、天气和有关报纸、火车轮船时刻等资料的挖掘研究，对一大召开时间、地点和参加者情况以及会务保障工作，有了大致清晰的认识。 

中共一大的参会人员和日程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认为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书信联络征得同意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随后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2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广州的陈公博陆续到达上海，加上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共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58名党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会议于7月23日晚开幕，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记录。24日开一天会，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宣言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讨论，7月30日晚最后一次会议刚开不久，因1名密探闯入会场而终止。闭幕会议于8月初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召开。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宿安排 

　　受交通、通信条件所限，外地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921年六七月间陆续到达上海的，除张国焘和陈公博外，都住在博文女校。李达作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除了负责大会的组织联络工作外，还承担着外地代表的住宿安排等具体事务，他把安排代表住宿的任务交给了新婚妻子王会悟。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熟人较多。王会悟选择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现太仓路127号)，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三上三下二层石库门房子。黄兴夫人徐宗汉是该校董事长，王会悟给徐宗汉当过秘书，又与校长黄绍兰熟识。王会悟找黄绍兰借用了女校楼上房屋，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将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包惠僧安排住在这里(张国焘有时也住这里)。代表来上海开会期间学校正放暑假无他人，只有一名工人看门并为代表做饭。 

　　1936年，陈潭秋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在莫斯科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中写道：“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包惠僧回忆录》中写道：“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最先到达应为事实，但因为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后才启动召开大会事宜，这里的“五月中旬”应该是农历五月（农历辛酉年五月十一至二十日为1921年6月16至25日），参考其他代表到上海时间，张国焘应该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张国焘说“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刘仁静于7月2日至4日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大会后才到达上海；“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王尽美、邓恩铭应该是6月底7月初到。张国焘说“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张国焘到后先去找李达，又拜访李汉俊，见了马林。按照包惠僧回忆，李达和王会悟也为张国焘在博文女校安排了住处，但不常住，他在外面租了房子。毛泽东、何叔衡6月29日从长沙乘小火轮出发，7月初到达上海。董必武、陈潭秋约在7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包惠僧回忆他在广州于“七月十五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七月）二十日到达”上海；陈公博携新婚妻子李励庄来参会并补度蜜月，7月14日从广州起程，乘船经香港于7月22日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乘船应该是7月23日到达上海的。李达与王会悟住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李汉俊住望志路106号其兄李书城寓所，也就是一大会场所在地。 

　　据叶永烈考证（《那年七月》上），马林是6月3日乘意大利轮船“阿奎拉号”抵达上海，下榻于大东旅社32号房间，7月14日离开这里住进麦根路（现上海石门二路）32号公寓。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尼克尔斯基与他的妻子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里”，“这一弄堂里住了很多家白俄”。 

密探风波后的转场动议 

　　关于一大上海开会的地点，陈潭秋等有关人员的回忆有差异。党史学界一般认为，7月22日在博文女校开了一大预备会，7月23日至30日期间的大会均在李汉俊住所望志路106号楼下前间餐厅召开。 

　　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951年6月寻找并确认了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此地离代表住地博文女校不过一站路而已。该房屋建于1920年秋，为一组5幢联排沿街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前门南向当街是望志路，门牌号由东向西依次为100、102、104、106、108号，后来变成兴业路70、72、74、76、78号。房屋建成后不久，李汉俊哥哥也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李书城即租用了其中106号、108号为寓所，将两幢房屋打通成为一体，房屋后门开在贝勒路树德里，人称“李公馆”。 

　　据叶永烈考证（《那年七月》下），1921年春，丧偶后的李书城和续弦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108号楼上，那里隔成两间，前厅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两幢房屋内部打通了，共用106号的一个斜度较大的楼梯。106号楼上，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书城9岁的女儿李声韵和保姆卧室。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大的长方大餐桌。这个餐厅就是一大会场，餐桌就是会议桌，当年桌子四周放了12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两对四把紫色椅子，有了16个座位。一大召开期间，李书城带着警卫去了外地，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保姆和李声韵。薛文淑不过15岁，不懂世事，李书城对她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加上厨师和保姆不识字，李声韵年幼，李公馆的人对大会的召开不会有影响。 

　　一大会议期间，王会悟也会到李公馆，为会场组织提供有关服务保障。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当时与他处于热恋中，她也去过李公馆，周佛海“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解放后上海市政府主要通过杨淑慧实地寻访到一大会址。到访的其他人，有记载的就只有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和密探了。 

　　7月30日晚8点左右，一大六次会议即闭幕会刚开始，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叶永烈考证出此人为程子卿，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朝屋里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在距此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个社联组织，但这组织既没有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因此，大家认为这事非常可疑。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立即停止会议，迅速分头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李汉俊是房主没有走，陈公博留下陪他，他俩上楼到李汉俊住的房间。不一会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了9个人，在106号楼上楼下搜查盘问约2个小时，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就离开了。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据陈潭秋回忆：“……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只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果然我们走后不到十分钟,有法华捕探等共九人来李汉俊家查抄，但除了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没有抄出其他可疑的东西，所以并没有逮捕人。”巡捕房的人走后不久，大约10点多钟包惠僧回来向李汉俊他们探听过情况，陈公博叫他赶快走，随后自己也离开了。 

　　除李汉俊、陈公博外，其他代表迅速离开会场，一部分去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里是一大主要代表的议事堂。 

　　建于1912年的老渔阳里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楼房8幢，其中的2号楼坐北朝南，原为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辛亥革命时期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是都督府秘书长。1920年4月，柏文蔚将这处房子交由陈独秀居住。陈独秀一家住楼上，楼下为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在这里，陈独秀发起组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推动北京、长沙、武汉等地和旅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在寓时访客不断，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多次造访，毛泽东在此与陈独秀深谈……这里也是革命者到上海的临时住处，张国焘1920年七八月住在此处，陈独秀跟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李达和王会悟也正是在这里喜结连理。一大召开期间，陈独秀在广东，老渔阳里2号住着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和两个孩子，李达和王会悟也住这里。王会悟回忆：“党成立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李达在中华书局作编辑，兼写革命文章。我们家住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一间客堂楼上，陈独秀家也住在二号门牌内。”（《“一大”前后》） 

　　7月30日晚8点多钟一大代表分头离开会场后都去了哪里？因为大家推测，侦探发现他们开会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来的，陈潭秋回忆“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包惠僧1953年9月回忆:“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包惠僧在1978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说，“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应该不确。那晚李达和夫人王会悟肯定回到老渔阳里2号，张国焘去了，毛泽东应该也去了。他们扯谈了一会儿，想了解会场情况，就派包惠僧回去探听。包惠僧回忆，“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了李汉俊家里”。巡捕刚走包惠僧到了，李汉俊、陈公博有些吃惊，陈公博让他赶快离开，李汉俊让他多绕几个圈子回去，以防盯梢。 

　　周佛海那天下午闹肚子，没有参加晚上的会议。在老渔阳里2号的几个人见包惠僧迟迟未归，又担心还在博文女校的周佛海的安全，于是其中的毛泽东即回博文女校查看。周佛海1942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的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这两位大会记录想着要继续开会的事，周佛海“于是便力疾跑到渔阳里去商量”，毛泽东不可能让病中的周佛海独自出门，自然也一起去了。两人到后，包惠僧还未回。包惠僧从李汉俊家匆忙出来，坐上黄包车，又到三马路买零食，“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 

　　会场和宿舍两处都没出大问题。大家商量下一步大会怎么开，一致决定会议暂停，都觉得不能在老地方甚至不能在上海开会了。到哪里开？夜已深，还是明天再讨论吧，聚在老渔阳里2号的几个人也就散了。毛泽东、周佛海、包惠僧回博文女校。包惠僧回忆，“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据王会悟回忆，“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这一决定也是在老渔阳里2号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