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色彩

　　 文/鲍轶欣

　　  

　　回顾标准的产生历程，从性质看，主要是技术意义层面的，后来逐步加入身份、政治的考量，甚至还有道德判断或文化评价的因素。之所以研究标准的色彩，实际上是试图对标准的作用进行概括性的认识。笔者认为，标准至少有以下色彩。 

　　  

　　技术色彩 

　　最初的标准多是技术性的，如语言、数字、历法等的表达。后来，标准亦多源于技术的要求。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其将标准本身限定在“统一的技术要求”上，是对标准色彩的最好注脚。 

　　标准化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军事斗争、机关事务工作中，依托当时的技术条件，我们积累和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标准化工作的经验做法。 

　　比如，《长城史话》一书曾提到，“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规定：令边侯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此标准化的规定，对快速、准确、有效地传递军情十分关键，因为“长城有一个用光和烟气传递军情信息的通信系统，由上万个烽火台组成，长城沿线和长城内外数千里的军情顷刻可以得知。在古代未有电信时代，堪称神速。” 

　　再如，古代人们常以水的轻重衡量水质，轻者优，重者劣。乾隆皇帝为了评判天下各名泉之水，令内务府制银斗测量，装满水后，其结果是：济南珍珠泉水一两二厘；长江金山水一两三厘；惠山虎跑泉水一两四厘；平山水一两六厘；凉山、白沙、虎邱、碧云寺水一两一分；玉泉、伊逊两地之水重一两，水轻质甘气美。从此，玉泉水被定为清宫专门饮用水。乾隆为其作诗：“功惩无双水，名称第一泉。” 

　　《长城史话》传递军情的光烟通信标准，以及人们常以水之轻重衡量水质的做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或许是最科学的判断标准。当然，标准化的技术条件在变化，但标准化的技术理念是一以贯之的。我们要从传统的标准化经验中，学习借鉴怎样适应当时的技术条件，更好地实现标准的技术性要求。 

　　  

　　身份色彩 

　　阶级社会的出现导致不少标准，特别是古代政府运行保障的一些标准，呈现了强烈的身份色彩。 

　　著名建筑学家傅熹年在《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一书中提出：“最早的都城规划原则载于战国时的著作《考工记·匠人》中。它对王城和不同等级诸侯城的大小、城墙高度、道路宽度等作出不同的规定。其中王之都城规定为方形，每面开三城门，城内王宫居中，宫前左右建宗庙和社稷，宫后建市，形成王城的中轴线。这些规定对以后两千多年中国都城建设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人考证，明清两代地方衙门建筑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各级衙门的中心建筑（大堂）的间架结构、绘饰纹样，甚至屋面兽吻等装饰物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仅都城规划、建筑与身份密切相关，官轿亦是如此。清代规定，皇帝出行一般要乘16人抬的大轿；郡王亲王可乘8人抬的大轿；京官一二品只能乘4人抬的中轿；外官总督、巡抚乘8人抬的轿；司道以下教职以上乘4人抬的轿。对此，王跃文在其小说《大清相国》中就有相应描写，陈廷敬当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时，“一顶四抬绿呢大轿立马抬了过来，压下轿杠”；其作钦差赴山东时，则“照着从二品钦差仪卫出行，乘坐八抬大轿，还得有两人手持金黄棍、一人撑着杏黄伞、两人举着青扇、外加六个扛旗枪的。一行总有二十几人，甚是威风。” 

　　实际上，在传统住宅方面，亦有很强的身份色彩。比如，傅熹年还认为：“分布最广的汉族住宅自古以来为院落式布置，以向内的房屋围合成封闭的院落，仅大门对外，比较适合古代以家庭为单位、重视尊卑长幼、男女有别的礼法要求……。这种住宅，一院之中以北为上；北房明间为堂，东西间及耳房为居室，以东间为上；多院住宅中，中轴线上诸院为上；按传统礼法的父子、兄弟、尊卑、长幼之序安排居住。” 

　　此外，从服饰看，许嘉璐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以冠为例，他《在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一书中谈到：“冠在先秦时形制大体一致，但制作的质料和加在上面的装饰品却有多种；秦汉以后冠的形制不断花样翻新，制作也更考究。这些大都是为了标志身份地位或显示财富。”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在我国古代，保障国家机关正常运行的资源和物质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其在机关功能和公共事务层面的保障并不突出，而主要是通过差别化的待遇来凸显官员身份等级上的差异。历朝历代对于不同级别官员的服装、官署、住宅、舆马、仪仗、随员都有着差异极大的规定，违者可能要因‘逾制’而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 

　　恰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曾提出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与封建时代以前不同，“近现代以来，在一般国家机关中，机关运行物之保障中的身份象征意义减弱，在保障资源的分配上从侧重于人的身份象征逐渐转向对机关功能的保障。”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忽略梅因在此论断之前的话，即“……所有形式的‘身份’都来自古代属于‘家族’的权力和特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到现在还带有这种色彩”。实际上，身份基因的潜在影响仍然折射在制度的各个方面。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不能将身份的差异与机关运行保障的区别化简单地划上等号。不少区别化甚至特别化的措施，很可能是基于机关运行保障的特性与要求，以体现行业的特色，更好适应公务保障的实际需要，因此不能一概否定。还应看到，身份的差异，虽然很多缘于传统的、消极的价值观念，亦不完全排除客观情况产生的分化，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障，在将原本颠倒的身份再颠倒以后，亦有其适用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商法专家李永军在合同法领域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是否存在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运动。 

　　  

　　政治色彩 

　　古代一些标准，其政治色彩与身份色彩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现代的标准则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分离。 

　　古代社会讲究礼制，礼的背后实际是政治的规矩。古代的不少标准，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例如，楚庄王曾问九鼎的大小轻重。该事见于《王孙满对楚子》：“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实际上即为不臣之心的反映。因为夏商周三代，九鼎为王权的象征或标志，实际上已成政治标准。 

　　当今，一些标准操作不当，也会引发政治性的影响。以标准地图甚至地名称谓为例，对于领土有争议的国家，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比如，对于日韩有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日俄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我们为了避免陷入选边站队的纠纷之中，会同时标记两种称谓。近期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引发的风波，问题林林总总，但其中关于中国地图、国旗的非标准展示，实际上有很强的政治性。 

　　  

　　道德色彩 

　　标准本应是技术性的中立标准，但实际上可能会被附加、浸染上其他色彩，包括道德的色彩。 

　　体育运动的规则中，特别是禁止性的规定中，可能含有一定的道德色彩。比如，在篮球比赛中，超出正常尺度标准的恶意犯规行为可能被视为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受到加重处罚。 

　　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描述了华山剑派曾经发生过毁灭性内部斗争的故事。华山剑派，曾有以剑法为要道的剑宗与以气功为根基的气宗之争。这既是练剑的功法之争，更是功法背后的权力之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剑还是重气竟成了功法好坏的标准，成了正道与歧路的分野，成了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尺度，甚至成了生与死的大节。由此看来，不少“标准”，确非仅是技术性的，亦有技术表层下的价值判断。 

　　20世纪前期，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写过一本关于岛国土著人生活习俗的书。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到，土著人的习俗或行为标准，有的是技术性的，有的是管理性的，甚至包含了极强约束力的道德色彩。尽管隔着历史的迷雾，有些“标准”已经难以索解，但其曾经折射的古老理念、习俗等历史的“暗物质”，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文化色彩 

　　文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这里引用《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个定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以大概明其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指出，“虽然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却有极强的穿透力。它既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方向、道路选择、制度设计，滋养着民族生命力、激发着民族创造力、熔铸着民族凝聚力。” 

　　具体到管理和服务的标准，亦不免融入了本国的文化色彩。比如，林徽因在关于《清式营造则例》的文章中谈到：“我国所有建筑，由民舍以至宫殿，均由若干单个独立的建筑物集合而成；而这单个建筑物，由最古代简陋的胎形，到最近代穷奢极巧的殿宇，均始终保留着三个基本要素：台基部分，柱梁或木造部分及屋顶部分……这全部木造的结构法，也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关键所在。”这个木造的结构法，既是建筑技术的规范，又承载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交通条件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人类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既出现了有意识地借鉴与整合异国文化的现象，也有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国文化卷入和渗透的情况。标准领域也不例外。 

　　比如，近些年风靡世界而又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情包，实际是受控制的标准化的产物。因为要成为表情包，需要为“致力于确立全球通用软件标准和数据格式”的美国加州统一码联盟（Unicode Consortium）所批准。而统一码联盟的11个成员中，8个是美国公司，分别是甲骨文、IBM、微软、Adobe、苹果、谷歌、脸书、雅虎，这些公司的委员会代表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计算机工程师，他们往往可以决定哪些表情符号能够问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表情包呈现的文化色彩，甚至不乏有思想控制的疑虑。正如原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说：“美国文化无论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是艺术的还是娱乐的，是来自哈佛的还是好莱坞的，都总是处在这种影响力的中心地位。”也应看到，表情包虽然有文化方面的先天限制，但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又必然要适应文化交流乃至情感认同的需要，变得更加开放与多元。因此，在标准化工作中，如何承继本国优秀文化，有鉴别地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因子，同时自觉地抵制不良文化的渗透，无疑是一项必须面对并需要艰苦努力的工作。